元祐八年（1093年）九月，垂簾聽政九年、被舊黨尊為“女中堯舜”的太皇太后高氏，
終于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。壓在宋哲宗趙煦頭上的那座大山，轟然倒塌！時年十八歲的哲宗，
正式親政。壓抑了九年的怒火與逆反，如同決堤的洪水，瞬間奔涌而出！
他迫不及待地召回了被貶在外的頭號新黨干將——以鐵腕、強硬、復仇心切著稱的章惇。
君臣二人一拍即合，打出了“紹圣紹述”的旗號——“紹圣”即繼承神宗圣政，
“紹述”即恢復神宗時期的新法。一場針對元祐舊黨的、近乎瘋狂的政治大清洗，
拉開了血色的帷幕！章惇回來了！帶著被貶黜多年的怨氣，
帶著對新法理想的執(zhí)著（或許也帶著對權力的渴望），更帶著哲宗皇帝刻骨的恨意，
他昂首闊步地回到了汴梁的權力中心。哲宗對他寄予了絕對的信任和權力，立刻拜為宰相，
總攬朝政大權。他回朝之后，朝中只出現了一個詞：清算！清算！清算！
章惇上臺后的第一要務，就是徹底清算元祐舊黨！
明確：所有在元祐年間得勢、反對新法、壓制過哲宗（哪怕只是眼神不夠恭敬）的舊黨大臣，
一個都不放過！清算的方針整體來說八個字，以彼之道，還彼之身！章惇的手段，
比當年舊黨對付新黨時更狠、更絕！他深諳政治斗爭的精髓——痛打落水狗，斬草必除根。
他熟練地運用御史臺（再次化身“黑材料制造機”），羅織罪名，翻舊賬，
深文周納（故意歪曲法律條文，陷人于罪）。他基本一個不放過。
的是元祐時期的宰相呂大防、范純仁（范仲淹之子）、劉摯（朔黨領袖）、蘇轍（蘇軾之弟，
時任門下侍郎，相當于副宰相），
以及雖已去世但仍被視為舊黨精神領袖的司馬光、呂公著等人。甚至連已故的太皇太后高氏，
也被章惇指使人上書，要求追廢其“圣德”稱號！在章惇的操縱和哲宗的支持下，
一場史無前例的貶謫狂潮席卷了整個官僚系統：呂大防、劉摯、蘇轍這些昔日的宰輔重臣，
被扣上“詆毀先帝（神宗）”、“變亂法度”、“結黨營私”等大帽子，一貶再貶。
呂大防被貶至嶺南循州（今廣東龍川），劉摯被貶至新州（今廣東新興），
蘇轍被貶至雷州（今廣東雷州，當時是瘴癘之地）。路途遙遠，環(huán)境惡劣，
很多年老體衰的大臣根本撐不到貶所，就病死在途中。劉摯就是在新州貶所凄涼離世。
范純仁這位名臣之后、仁厚長者，也被牽連，貶至永州（今湖南零陵）。
哲宗念其父范仲淹的功績和其本人聲望，算是“從輕發(fā)落”，但晚年流離之苦，難以盡述。
死人也不能放過！章惇對已死的司馬光、呂公著恨意更深！他奏請哲宗下詔，
奪司馬光、呂公著等人的贈官（死后追封的官職）和謚號（如司馬光的“文正”美謚被奪），
甚至一度想開棺戮尸！（后被其他大臣以“驚動陵寢，恐傷國體”為由勸阻，未果）。
其子孫的恩蔭也被剝奪。這種對死者的羞辱，可見章惇（及哲宗）恨意之深、手段之酷烈！
這一次清算牽涉甚廣。這場清算遠不止于核心人物。
凡是在元祐時期擔任過要職、或與舊黨核心人物有密切來往的官員，幾乎都受到波及。
貶謫名單長達數十甚至上百人，嶺南、湖南、福建等當時被視為“蠻荒煙瘴”之地，
成了元祐大臣們的“集中流放營”。朝堂為之一空，昔日冠蓋云集的景象蕩然無存。
為了將這場政治清算“制度化”、“永久化”，也為了震懾天下，
章惇使出了更毒辣的一招——立“元祐黨人碑”！在章惇的主持下，
朝廷正式開列了一份“元祐奸黨”名單。
馬光、呂公著為首的幾乎所有元祐時期的舊黨核心成員及重要支持者（包括已死和活著的），
甚至還包括了雖非舊黨核心但被章惇視為眼中釘的官員，總數達數十人。朝廷下令，
將這份“奸黨”名單及其“罪狀”，刻在石碑上，稱為“元祐黨籍碑”或“奸黨碑”。
石碑不僅立于汴梁的朝堂之外，更要求在全國各州縣的顯眼處（如城門、官衙前）立碑！
其目的有三：第一，將政敵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，使其身敗名裂，子孫蒙羞。第二，
向天下人宣告，反對新法、同情舊黨就是“奸邪”，下場凄慘！迫使士人站隊，
鉗制思想言論。第三，凡名列碑上者及其子孫，永不敘用（不準做官），
甚至禁止其子弟參加科舉考試！這是要徹底斷絕政敵及其家族的政治生命。